二是“过滤”与“匹配”。在原本接收的基础上，根据本民族和地区科学文化的特点，有选择地加以接纳。例如，古希腊的著作大都经过了阿拉伯语的“过滤”。因为他们欣赏本民族的语言，排斥外来语，以至出现这样的情形：“诸如阿威罗伊这样的希腊哲学的最伟大的赞赏者，甚至缺乏最起码的希腊语的知识。”[57]又如，在倭马亚时代，古希腊著作的翻译仅局限于实用科学，如化学、医学和星相学，而没有涉及逻辑学、哲学和几何学等理性科学。对理性科学著作的翻译直到阿拔斯王朝时才开始出现。尽管如此，理性的科学著作在阿拉伯人那里也仍然有所侧重。例如，阿拔斯时代的人对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进行了删除和篡改，他们删掉了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中演绎法的核心内容，更多地保留了其类比法的部分，并在学术中很好地运用类比法。[58]这样做的结果使得古希腊的著作更适合于阿拉伯人的“口味”。至于价值取向，阿拉伯人一直保持伊斯兰教的传统信仰；虽然接受了古希腊的哲学和理性科学，但那更多的是形式上的；在内容上他们十分注意避免逻辑学和自然科学对《古兰经》和人的心灵可能造成的“伤害”，依然保留人文科学对人的心灵塑造的传统。由此，在阿拉伯的文化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有趣的情形：哲学、数学、逻辑学、天文学、物理学等更多地受到希腊的影响，而在文学方面则更多地受到印度的影响。[59]因为后者在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上与他们有更多的相通之处。这样，经由阿拉伯输出的希腊科学已经是经过改造了的科学。这对接受一方来说也是比较容易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