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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当我的课——我在学院时讲授艺术史这门课——差不多快结束时，有人敲门，是我们的秘书玛丽，一位慈祥的、上了年纪的太太，她有时为我准备咖啡，有时告诉我当我不在时电话里有不受欢迎的女士的声音。玛丽这时从门口探进头来，说有位先生正在找我。
我当然不怕什么先生，所以我向学生们告了假，心情愉快地走到走廊里，一个小个子男子，穿着一件寒酸的黑外套和白衬衣，他向我鞠躬致意。这人非常有礼貌地告诉我，他就是扎特里特斯基。
我把这位来访者邀到一个空着的房间，请他坐在扶手椅上，高兴地和他议论一切可以谈到的话题，诸如这个夏天多么糟啊，在布拉格有些什么展览等等。扎特里特斯基先生彬彬有礼，对我闲扯的一切都表示赞同，但很快他就力图把我的每一句议论都引向他的文章，这文章无形地摆在我们面前，就像一块不可抗拒的磁铁一般。
“没什么事比给你的研究写评论更令我感到荣幸了，”我终于说道：“不过，我在给您的信中就解释过了，我并不是公认的捷克十九世纪研究这方面的专家。此外，我和《视觉艺术》的编辑们关系不好，他们认为我是一个顽固的现代主义者，所以我为您写肯定的意见只会对您有害的。”
“，您太谦虚了，”扎特里特斯基先生说，“像您这样的一位专家，怎么能把您的地位说得这样一团漆黑呢!在编辑部，他们告诉我，一切都取决于您的评论了。如果您支持我的文章，他们就会发表它。您是我惟一的救星了。这是三年研究三年辛苦的作品啊。一切现在都在您的掌握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