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希望以山东在中国地理、历史、人文、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打动他人，故其发言颇具感情，并对协约国阵营表示感谢，对日本亦无恶语严词相向。最后他表示：“日本军队为中国驱除德人势力于山东，中国至为感荷。英国于欧战危迫时，仍能出兵相助，亦中国所深佩。其他联盟诸国与德相持，使不能分兵东援，亦中国所不能忘。但感荷之忱，虽至殷切，若竟割让中国人民天赋之权利以为酬报，由此再播将来纷争之种子，则中国全权倘不力争，不特无以对中国，亦无以对世界。”他的发言兼具感性与理性，语调平和而坚定，表述明晰而机巧，“各国代表以今日中国所请理由极为充足，均与顾、王两使握手表示，并于顾使陈述时，各强国代表屡有美意表示，现于颜色”。因为中国曾在上年与日本就有关山东铁路借款换文时，对日本驻兵及双方“合办经营”胶济铁路等项有“欣然同意”之辞，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在山东的地位，为日本今日之要求埋下了伏笔，也是中国交涉中的软肋，但顾维钧非常巧妙地将此问题转换了角度，提出“所有中日在欧战期内所订条约、换文、合同等，因中国加入战团，情形变更，该项条约等均认为临时性质，须交大会决定”。这就全面打消了日本要求的理由，而为中国争得了重新商议的可能。当美、英、法代表询中日双方是否愿将前所签订各条约、协定等提交大会时，日本代表表示“须请示政府”，“语涉迟疑，各代表颜露不满意之色”；而顾维钧“答以我国并无反对交出之意”，又以此得到了美、英、法之同情。至此，日本代表不能不改变策略，表示将交还胶州租借地等山东权益，但须俟德国将其交与日本后，再与中国接洽。顾维钧立即跟进，表示“归还手续，我中国愿取直接办法（即由德国直接交还中国）。盖此事为一步所能达，自较分作二步为直捷。”他特别声明，日本的要求“想系指一九一五年二十一款要求所发生之条约及换文而言”，但此为“日本送达最后通牒，中国始不得已而允之。即舍当时成立之情形而言，此项约章既为战事所发生之问题，在中国视之，至多亦不过为临时暂行之办法，仍须由平和议会为最后之审查解决。纵令此项条约换文全属有效，而中国既向德国宣战，则情形即大不同。……不能阻中国向德国要求将中国固有之权利直接交还中国也。且中国对德宣战之文，业已显然声明，中德间所有一切约章，全数因战地位而消灭。约章既如是而消灭，则中国本为领土之主，德国在山东所享胶州租借地暨他项权利，于法律上已经早归中国矣。”会议至此结束，转待以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