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听从一位美国顾问的建议，一直想找一位金发美女当外交发言人，相信一头金发可以大大加强对欧美社会的形象攻势（据埃非社2002年6月1日电）。比利时首相曾下令组建一个包装团队，打造出全新形象，包括广泛使用新的标识语和新的颜色，力图把国家从官员腐败、儿童色情、鸡肉污染等丑闻中拯救出来。团队中的一位广告专家声称：“比利时不大，但我们要使它成为电脑业的Virgin（公司名），你不论到哪里都能看到！”而爱莎尼亚也用心良苦，不愿意充当“前苏联”国家，甚至不愿充当“天主教”国家，其外交部长宁可将它说成“预欧盟”国家，“北欧”国家，或者“绿色”国家，力图给听众一种洁净与温和的联想，一种文明主流的联想，从而吸引国际投资（均见美国《外交事务》2001年9/10月号）。
相比之下，中国有些宣传机构就显得缺弦。1999年美国导弹攻击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之际，我正在美国，遇到大头和他的朋友史迪温，一起在电视机前等待日语节目结束，看中国台汉语节目开始。这个节目真是把史迪温急坏了。他同情中国，对美国各大媒体有关导弹攻击的一面之辞愤愤不满，特地早点赶来要收看中国电视，但盯着屏幕看了好半天还没有看到死者的情况，只看到了一、二十来个党政机关以及人民团体按级别高低排序的表态。“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样？”他坐卧不宁地走来走去，把一个杯子拿起来又放下：“三个人丧命，这么大的事！其中一对还是新婚夫妇。多好的题材！新婚夫妇呵，还在蜜月呵，放到CNN手里，不搞得电视前的老太太们眼泪鼻涕哗哗流才怪呢。你们的电视台怎么这样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