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近代各类社团研究方兴未艾。在1912—1949年的38个春秋里，伴随着社会转型的阵痛，教育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蜕变，集结精英们的各式教育社团起伏其中，或摇旗呐喊，或引领风骚，为这种蜕变做出精彩纷呈的注脚。这些范围不一的教育会社团体，从不同层面、不同方式，在引介西方教育基础上，对传统教育予以扬弃，孕育并滋养了现代教育。有研究者指出：“对传统教育的摒弃与继承、否定与弘扬，对西方教育的接纳与排拒、移植与抗阻，对民国教育的构思与运作、试验与调整，交织成一幅错综复杂、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1]而中国社会教育社（下文简称“社教社”），作为民国时期社会教育界的全国性的专业社团，是这幅画卷中最为独特，甚至有几分斑驳陆离却又被后人忽略的那一抹色彩。
中国近代教育会社团体研究，已逐渐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涌现出不少成果。但相较于同时期有影响社团研究的方兴未艾，中国社会教育社研究却非常滞后。尽管近年来随着学界对民国时期乡村建设、社会教育研究的热度的提升，研究者或以乡村建设派的分歧为切入点，或以前四届年会为中心，抑或以北平市第一民众教育馆参与为个案来看中国社会教育社的影响等，宛如阵阵春风，不时拂动社教社的神秘面纱，但“犹抱琵琶半遮面”，影影绰绰，难窥全貌。有着“全国社教之总枢纽”之称的社教社，先后存续18年，鼎盛时有个人社员1600余人，团体社员38处，几乎汇集了全国的社教专家和中央、省市的主要社教行政官员。单就专家组成看，不仅拥有如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陶行知、邰爽秋、舒新城、陈东原等为学界所耳熟能详的、各教育流派的领军人物，更有陈礼江、李蒸、雷沛鸿、孟宪承、俞庆棠、赵冕、庄泽宣、高践四、郑晓沧、尚仲衣、钟灵秀等社教界核心人物。是“研究社会教育学术，促进社会教育事业”这样一个共同理想与愿景，将这些年龄相若、经历迥异、分散在全国各地的留学生、新儒家以及新型知识分子凝聚在一起，“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前呼后应，交相辉映。实际上，这样的社团宗旨和社员构成，一方面使社教社在社会教育制度设计方面具有极大的责任感和权威性，“拥有较大制度设计表述权”的中国近代知识精英，以社教社为基地，在对不同域外观念的观照下，从不同角度进行“社会教育在学制中的合法地位”的制度建设。该社向教育部递交的各类社会教育制度建议一直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所倚重，其制度设计得到最大发展空间；另一方面，社内意见的分歧无形中被无限放大，在各自追随者的支持下，各派意见互不妥协，亦为社会教育制度建设缤纷多变埋下了伏笔。各界精英通过社教社，不仅向社会各界传达着各自的社会教育理念与实践，争夺话语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各种社会教育政策出台，引导着近代社会教育的发展趋势。换句话讲，在传统教育变革和现代教育生成的历史进程中，从微观到宏观，从理论到实践，从局部到整体，从平日到战时，从域外引介到本土改造，正是通过社教社集聚这些知识精英的自觉参与和担当，才使得社会教育突破一隅，从而席卷全国，并与学校教育一起构成了近代教育的重要两翼。该社常务理事俞庆棠曾讲：“大家济济一堂，集合着努力开拓中国教育的许多同志，来谋社会教育的进步。这种情形，在国内许多教育集会中，恐怕也不常见到。这固然出于社员的热心赞助，同时也可以看到中国整个教育正在显露出一种方向性的转变。大家觉得过去的学校教育偏于课堂，尝试从社会教育来开辟新途径，我们不敢说这是中国教育的唯一途径，但这种方向性的转变，实在是整个教育界的一种共同趋势。”[2]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社会教育社研究，不仅是理解社会教育运行的核心密码，更是探索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不可避开的课题。实际上，无论从价值重要性还是史料丰富性上讲，该社研究均是一个亟待深入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