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个星期，”大家吃饱喝足，舒舒服服地坐在炉火前，福斯塔夫则回到了他的厨房老巢，这时哲瑞·雷恩先生开口道，“恐怕我不顾别人感受，一直在耍语言把戏。我想，你们两位先生是希望我能对此给出解释吧？应该不会又突然冒出一起凶杀案吧？”
布鲁诺喃喃道：“不太可能。但根据我过去三十六小时的亲眼所见，如果有案子需要向您请教，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向您请教。我说得有点绕，但您应该明白我的意思。雷恩先生，探长和我都永远感激您——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换句话说，”萨姆苦笑道，“您挽救了我们的工作。”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雷恩轻轻挥了挥手，结束了这个话题，“报上说，斯托普斯已经招供。不知在什么地方，也不知用什么方式，有人得知我参与了这个案子，于是我整天都被一群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记者团团围住……斯托普斯的供词有什么有趣的地方吗？”
“对我们来说很有趣，”布鲁诺说，“但我想——尽管我根本不知道您是怎么做到的——我想您知道他招供的内容。”
“恰恰相反。”雷恩笑了，“有许多与马丁·斯托普斯先生有关的事情，我一无所知。”
布鲁诺与萨姆都摇了摇头。雷恩没有解释，只敦促布鲁诺把斯托普斯讲的故事复述一遍。于是布鲁诺便从头讲起——那还是1912年，在乌拉圭，有一位默默无闻却充满热情的年轻地质学家——雷恩这时并没有发表评论。不过，他似乎对某些细节很好奇，通过巧妙的询问，他打听到了一些他和乌拉圭领事胡安·阿霍斯谈话时没有获知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