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昨天去看战俘的绞刑了吗？”赛姆问。
“我那时在工作，”温斯顿有些冷淡，“我想可以从电影上看到。”
“那可差太远了。”赛姆说。
他那双嘲讽的眼睛在温斯顿脸上扫来扫去。“我了解你，”那双眼睛似乎在说，“我看穿你了，我很了解你为什么不去看战俘的绞刑。”从知识分子的角度看，赛姆的正统到了恶毒的程度。他会以一种令人厌恶的幸灾乐祸的满足感谈论直升机对敌方村庄进行袭击，以及思想犯被审讯、招供、在仁爱部的地下室里被处决这些事。跟他谈话时，主要是把他从这些话题上岔开，有可能的话，用新话的技术细节缠住他，他在这方面算是权威，也讲得有趣。温斯顿稍微侧过头去，以避开他那双黑色大眼睛的审视。
“那绞刑很不错，”赛姆回忆道，“不过，我觉得美中不足的是，他们把战俘的脚捆起来了，我就喜欢看他们蹬脚的样子。尤其最后，他们的舌头伸得很长，颜色发青——青得发亮，吸引我的是这些细节。”
“下一位，请！”那个系着白色围裙的食堂工人手持长柄勺子喊道。
温斯顿和赛姆把他们的托盘放在铁栏下面，一份定量的午餐很快盛好：一小盘红得发灰的炖菜，一大块面包，一块小奶酪，一杯不加奶的胜利牌咖啡，一片糖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