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让-雅克·卢梭，日内瓦公民，同意将《爱弥儿或论教育》手稿转交给巴黎书商杜切尼先生，作为他们的私人财产，供他及其法定继承人使用，我获得六千利弗尔，转交手稿时支付三千利弗尔现金，剩余的费用以支票偿付。[228]
1762年《爱弥儿》出版后，几乎人尽皆知，读起来手不释卷，“语言与思想奇特优美，能唤起母亲的情感，使之认识到自己的职分和其中的幸福”[229]。里尔丹侯爵为之作了一首诗歌：
他唤醒了母亲对孩子的慈爱，
他激起了孩子对母亲的关怀，
自从来到世上，他就是人类的恩人，
为了让人类更美好，
他让他们更自由。[230]
《爱弥儿》的教育理念与众不同。1762年7月21日，《秘密回忆报》刊登文章《反驳卢梭的新作》，批判《爱弥儿》的第三章，因其攻击圣经启示录；同年8月12日，多菲（Dauphin）在该报上指责它“扰乱秩序，让人不幸，《社会契约论》也很危险”[231]。在致D先生的公开信里，格里菲（Griffet）神父将《爱弥儿》与《论人类不平等的根源》相联系，“作者的疯狂幻想足以危及文明社会，危及君主制和基督教”[232]。但法国思想界关心教育改革，卢梭的理念时常被人提及，包括1763年巴比耶（Barbier）的《儿童教育原理》，1764年格里维（Grivel）的《少年之友》，1765年伽米埃（Garnier）的《市民教育》，1770年科耶（Coyer）的《公共教育规划》等。卢梭对于儿童心理和体能的理解影响到了格里维的《少年之友》、拉图尔的《论幸福》和科耶的《公共教育规划》。[233]1787年，塞拉那（Serane）在《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