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让-雅克·卢梭,日内瓦公民,同意将《爱弥儿或论教育》手稿转交给巴黎书商杜切尼先生,作为他们的私人财产,供他及其法定继承人使用,我获得六千利弗尔,转交手稿时支付三千利弗尔现金,剩余的费用以支票偿付。[228]
1762年《爱弥儿》出版后,几乎人尽皆知,读起来手不释卷,“语言与思想奇特优美,能唤起母亲的情感,使之认识到自己的职分和其中的幸福”[229]。里尔丹侯爵为之作了一首诗歌:
他唤醒了母亲对孩子的慈爱,
他激起了孩子对母亲的关怀,
自从来到世上,他就是人类的恩人,
为了让人类更美好,
他让他们更自由。[230]
《爱弥儿》的教育理念与众不同。1762年7月21日,《秘密回忆报》刊登文章《反驳卢梭的新作》,批判《爱弥儿》的第三章,因其攻击圣经启示录;同年8月12日,多菲(Dauphin)在该报上指责它“扰乱秩序,让人不幸,《社会契约论》也很危险”[231]。在致D先生的公开信里,格里菲(Griffet)神父将《爱弥儿》与《论人类不平等的根源》相联系,“作者的疯狂幻想足以危及文明社会,危及君主制和基督教”[232]。但法国思想界关心教育改革,卢梭的理念时常被人提及,包括1763年巴比耶(Barbier)的《儿童教育原理》,1764年格里维(Grivel)的《少年之友》,1765年伽米埃(Garnier)的《市民教育》,1770年科耶(Coyer)的《公共教育规划》等。卢梭对于儿童心理和体能的理解影响到了格里维的《少年之友》、拉图尔的《论幸福》和科耶的《公共教育规划》。[233]1787年,塞拉那(Serane)在《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