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是继续汉武帝时代的政策，厉行专卖制度，盐、铁、酒、钱币及银行五项，均不许社会私人经营。
其四：是对富商大贾施以各种重税与限制。譬如养一奴婢，便需出钱三千六百文，较汉制增十五倍，较普通平民的口税则为三十倍。
其五：则王莽并主张根本废绝货币制度。
在当时人的意见，认为社会贫富不均，由于富人之剥削，而剥削之根源，则由于商业与货币制度。若将货币制度取消，使民间重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状态，则农民庶可永保其经济上之平衡地位，而不再下降。这一个见解，也并不起于王莽时代，在汉武帝以前已有这种理论了，不绝的传衍下来，直到王莽时代，始见诸实施。
王莽的经济政策，因种种原因而归于失败，但继续王莽以后的，也还依然依照着这一个理论，不过在推行上则比较的弛缓。解放奴隶的命令，在光武时代屡次颁布，重农抑商，控制经济，不使社会有大富大贫之分，这是中国自从秦、汉以来两千年内一贯的政策。中国的社会经济，在此两千年内，可说永远在政府意识控制之下，因此此下的中国，始终没有产生过农奴制度，也始终没有产生过资本主义。
五
经济生活，只是整个文化生活最低的基层，若没有相当的经济生活作基础，一切文化生活无从发展。但经济生活到底只是经济生活而已，若过分在经济生活上发展了，反而要妨害到其他一切文化生活之前途。我们不妨说，经济生活是消极的，没有相当满足是绝对不成的，但有了相当满足即该就此而止。其他文化生活如文学艺术之类，则是积极的，没有了初若不打紧，但这一类的生活，可以无限发展，没有限度的。中国传统人生理论，似乎正是认定了这一点，对经济人生总取一个消极态度，对其他文化人生则取了积极态度。